在王安忆看来，历史和小说之间，虚构比非虚构的境界高，因为小说往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将普遍性变成特殊性，而且，写小说必须在真实历史背景中展开想象。7月2日，王安忆将受邀在新加坡城市阅读节以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为引，和自己创作《儿女风云录》的历程为例，探讨“历史和我”的小说理想。
王安忆曾获茅盾文学奖、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、红楼梦文学奖、纽曼华语文学奖，著作《长恨歌》被誉为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被《纽约时报》选为“21世纪100本好书”，并且名列榜首，作者埃莱娜·费兰特（Elena Ferrante）更被视为20世纪最神秘的作家。这位意大利作家自1992年出版首部小说后，就决定隐姓埋名。
展开剩余84%她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：“作品本身并不重要，而是写这本书的人有没有自带光环。假如他已经有了名气，媒体会强化这个光环，出版社也会敞开大门，整个市场也会非常高兴接纳你。但你如果没有这个光环，一本书很神奇地赢得了市场，媒体就须要打造一个作者形象，这就开始了一个机制：作者出售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，而是他自己，还有他的形象。”
用作品来说话，是费兰特的坚持和理想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是费兰特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之首，写的是那不勒斯一破败社区共同成长的两个女子，莉拉和埃莱娜。两人从小形影不离，彼此依赖，却又暗自角力。这部小说围绕着女性共同的心理与生理经验，铺展开来。从另一个角度切入，是记录二战以后，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下，新一代女性的身心灵成长路径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剧照
而在王安忆看来，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实是21世纪最有趣的文本。2024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后，王安忆在受访时透露了这点，并提到小说主角莉拉的人物类型，可以溯源到西方宗教和神话，也有《呼啸山庄》中的女性影子。
“历史和我”来自一首诗
王安忆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说：“小说的知识分子化，削弱了它的叙事性，到书店里去，很难找到一本有趣的虚构小说，小说的基本要素——人物、情节、细节都被解构。然而，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却仍然保持着这些观念，同时又没有停滞思想的进步，实践了作者‘历史和我’的小说理想。”
2025年新加坡城市阅读节上，王安忆将以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为引，讨论“历史和我”之小说理想，并由此将自己《儿女风云录》的书写历程娓娓道来。
王安忆说，“历史和我”是费兰特2020年在博洛尼亚大学演讲的题目，来自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（Emily Dickinson）的一首小诗：历史上，巫术被处以绞刑／但历史和我／我们每天在身边，都能找到所需的巫术。
《儿女风云录》同样是王安忆驾轻就熟的上海书写，唯对照《长恨歌》的上海女孩王琦瑶，《儿女风云录》从上海老爷叔，交谊舞厅里的舞师“瑟”写起，一个个人物也随之鲜活起来，展现另一种上海风貌。生于1940年代末上海豪门，瑟的大半生走过新中国、新时期、新时代，他经历的悲欢离合，对照着上海在宏大历史洪流中的足迹。
写作欲望至今无衰颓
舞者，巫也。在上古传说中，巫师可谓最早的舞者，通过奏乐起舞，祭天祈福，消灾解厄。再看甲骨文中的“巫”字，字形的上下和左右，分别象征天地和四方，故巫也可视为贯通天地四方，打破时空界限的人。
小说家以及小说人物又能不能担起“巫”／“舞”的角色呢？在王安忆看来，历史和小说之间，从理论上说，虚构比非虚构更要上境界，因为它往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普遍性变成特殊性，它需要更大涵量的写作能力。“一方面，它不需要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，另一方面，它又必须在真实的历史中开展想象，是个二律背反的关系。”
写《儿女风云录》，首先是因为王安忆至今并无衰颓的写作欲望，更具体地说，她想要“创造一个人物，在历史的夹缝里纳入不进任何命名”。
小说的结尾，借阿郭之口道出：“世界上的人，只有两类，一类旧，一类新！”而王安忆说，无论是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，还是《儿女风云录》的瑟，两个人物都在旧时代的余绪中，“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垃圾时间。”
在现代化的“垃圾时间”里，小说人物的写作，对作者而言是历史认识和命运想象的挑战。不同在于，王琦瑶是个女性，女性在都市的命运更复杂；瑟的出身背景带有阶级的普遍性，男性在历史变迁里更前沿的处境，遭际便更沉重。
2006年的电视剧《长恨歌》剧照
我们也可以显著感受到两部小说的质地不同。相较之下，《长恨歌》更温柔、绵长、精致，《儿女风云录》则更直率。王安忆说，写作手法上，《长恨歌》细节更多，篇幅几乎是《儿女风云录》的一倍，而后者语言比较精炼，结构也紧密。
1995年开始连载，隔年首次出版的《长恨歌》，在2024年再版时，王安忆如此写道：“写作《长恨歌》时，要低于王琦瑶半辈，生怕笔下不自觉流露促狭，所以格外郑重，不免拘泥；后来，与王琦瑶年龄齐平，虽然还是傲娇，傲娇自己是清醒的，不会如她沉迷不悟；现在，王琦瑶成了自己的过往，就又佩服她的勇敢无畏，换作本人，绝不敢蹈入险境，交付身份体面甚至性命，这就是布尔乔亚的革命性。小说写作者都是懦弱的人，生活中不敢下手的，只能在文字里践行，留下水中月镜中花，等着亲缘认领。”
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，《儿女风云录》的小瑟，两人都出自旧时代余绪。
到了《儿女风云录》，王安忆说，因为自己是女性，所以写《长恨歌》时容易找到心理根据，书写男性角色则需要推测，故《儿女风云录》理性的成分更多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描写到两个女性之间的幽微情感，但王安忆没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的女性关系，反倒认为它超出了现代女性主义观念，不只在女性处境中进行叙述，写的也不仅是女性和女性，更可能是自己和自己，或者历史和自己。在它生动具体的描写之下，又有一个强大的形式划定边界，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。
不敢尝试“四部曲”
王安忆自谦，可不敢尝试“四部曲”这样宏大结构的叙事。“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的作者，我猜想她大概也在这四部曲里消耗了大量的写作资源，这资源需要很多时间积蓄，这资源包括个人经验、社会材料、情感的强烈度，这些对于我都是匮乏的。所以只能精打细算，细水长流。”
埃莱娜·费兰特的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
从2011年开始，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速度，出版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——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，留下的》《失踪的孩子》，掀起阅读风潮，并由美国和意大利影视公司合作推出影集。即便作品IP大火，费兰特依然坚持神秘身份，从不露面，仅少量接受书面采访。
一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.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在《儿女风云录》繁体版序言《上海最后的拉丁舞》中写道，《儿女风云录》乍看之下是个典型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故事，小说元素大可敷衍成一个“荡气回肠”的叙事，一个新世纪版的《长恨歌》，而且小说IP应该能够引起影视界兴趣，但作者志不在此。
王德威指出，全书仅15万字，有些章节如小瑟的美国经验，几乎全景式一扫而过，有些部分如上海舞厅文化又深入事物肌理，绵密浓郁，“一放一收之间，暗藏了她创作的态度。”
1991年，《联合早报》邀请中国作家与马来西亚作家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。左起为莫言、王安忆、朵拉、小黑、龙应台、阿盛、钟晓阳与朱天心。照片摄于粤海清庙。（档案照）
和新加坡素有渊源
王安忆和新加坡素有渊源。她原籍福建同安，父亲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，1940年离开南洋，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的说法，是“离散的新加坡人”，也是“中国归侨”。
1991年，王安忆初访新马参加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，也开启她的寻根旅程。其后多次来过新加坡，王安忆形容心情已经比较平静。
“最剧烈的心理戏剧，还是第一次，对我而言，它是带有原乡的意思，许多亲属从未谋面。现在一方面来往已是常态化，另一方面中国走出闭锁，对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了解，不像初始那么受震动。”
此次，王安忆将带着全新长篇小说《儿女风云录》再赴狮城。
（原文刊载于《联合早报》）
▲讲座预告 王安忆：《儿女风云录》，历史和我
主持：曾昭程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）
7月2日（星期三）晚上7时30分 股票配资平台查询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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