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王安忆看来,历史和小说之间,虚构比非虚构的境界高,因为小说往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,将普遍性变成特殊性,而且,写小说必须在真实历史背景中展开想象。7月2日,王安忆将受邀在新加坡城市阅读节以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为引,和自己创作《儿女风云录》的历程为例,探讨“历史和我”的小说理想。
王安忆曾获茅盾文学奖、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、红楼梦文学奖、纽曼华语文学奖,著作《长恨歌》被誉为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被《纽约时报》选为“21世纪100本好书”,并且名列榜首,作者埃莱娜·费兰特(Elena Ferrante)更被视为20世纪最神秘的作家。这位意大利作家自1992年出版首部小说后,就决定隐姓埋名。
展开剩余84%她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:“作品本身并不重要,而是写这本书的人有没有自带光环。假如他已经有了名气,媒体会强化这个光环,出版社也会敞开大门,整个市场也会非常高兴接纳你。但你如果没有这个光环,一本书很神奇地赢得了市场,媒体就须要打造一个作者形象,这就开始了一个机制:作者出售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,而是他自己,还有他的形象。”
用作品来说话,是费兰特的坚持和理想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是费兰特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之首,写的是那不勒斯一破败社区共同成长的两个女子,莉拉和埃莱娜。两人从小形影不离,彼此依赖,却又暗自角力。这部小说围绕着女性共同的心理与生理经验,铺展开来。从另一个角度切入,是记录二战以后,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下,新一代女性的身心灵成长路径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剧照
而在王安忆看来,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实是21世纪最有趣的文本。2024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后,王安忆在受访时透露了这点,并提到小说主角莉拉的人物类型,可以溯源到西方宗教和神话,也有《呼啸山庄》中的女性影子。
“历史和我”来自一首诗
王安忆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说:“小说的知识分子化,削弱了它的叙事性,到书店里去,很难找到一本有趣的虚构小说,小说的基本要素——人物、情节、细节都被解构。然而,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却仍然保持着这些观念,同时又没有停滞思想的进步,实践了作者‘历史和我’的小说理想。”
2025年新加坡城市阅读节上,王安忆将以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为引,讨论“历史和我”之小说理想,并由此将自己《儿女风云录》的书写历程娓娓道来。
王安忆说,“历史和我”是费兰特2020年在博洛尼亚大学演讲的题目,来自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(Emily Dickinson)的一首小诗:历史上,巫术被处以绞刑/但历史和我/我们每天在身边,都能找到所需的巫术。
《儿女风云录》同样是王安忆驾轻就熟的上海书写,唯对照《长恨歌》的上海女孩王琦瑶,《儿女风云录》从上海老爷叔,交谊舞厅里的舞师“瑟”写起,一个个人物也随之鲜活起来,展现另一种上海风貌。生于1940年代末上海豪门,瑟的大半生走过新中国、新时期、新时代,他经历的悲欢离合,对照着上海在宏大历史洪流中的足迹。
写作欲望至今无衰颓
舞者,巫也。在上古传说中,巫师可谓最早的舞者,通过奏乐起舞,祭天祈福,消灾解厄。再看甲骨文中的“巫”字,字形的上下和左右,分别象征天地和四方,故巫也可视为贯通天地四方,打破时空界限的人。
小说家以及小说人物又能不能担起“巫”/“舞”的角色呢?在王安忆看来,历史和小说之间,从理论上说,虚构比非虚构更要上境界,因为它往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,普遍性变成特殊性,它需要更大涵量的写作能力。“一方面,它不需要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,另一方面,它又必须在真实的历史中开展想象,是个二律背反的关系。”
写《儿女风云录》,首先是因为王安忆至今并无衰颓的写作欲望,更具体地说,她想要“创造一个人物,在历史的夹缝里纳入不进任何命名”。
小说的结尾,借阿郭之口道出:“世界上的人,只有两类,一类旧,一类新!”而王安忆说,无论是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,还是《儿女风云录》的瑟,两个人物都在旧时代的余绪中,“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垃圾时间。”
在现代化的“垃圾时间”里,小说人物的写作,对作者而言是历史认识和命运想象的挑战。不同在于,王琦瑶是个女性,女性在都市的命运更复杂;瑟的出身背景带有阶级的普遍性,男性在历史变迁里更前沿的处境,遭际便更沉重。
2006年的电视剧《长恨歌》剧照
我们也可以显著感受到两部小说的质地不同。相较之下,《长恨歌》更温柔、绵长、精致,《儿女风云录》则更直率。王安忆说,写作手法上,《长恨歌》细节更多,篇幅几乎是《儿女风云录》的一倍,而后者语言比较精炼,结构也紧密。
1995年开始连载,隔年首次出版的《长恨歌》,在2024年再版时,王安忆如此写道:“写作《长恨歌》时,要低于王琦瑶半辈,生怕笔下不自觉流露促狭,所以格外郑重,不免拘泥;后来,与王琦瑶年龄齐平,虽然还是傲娇,傲娇自己是清醒的,不会如她沉迷不悟;现在,王琦瑶成了自己的过往,就又佩服她的勇敢无畏,换作本人,绝不敢蹈入险境,交付身份体面甚至性命,这就是布尔乔亚的革命性。小说写作者都是懦弱的人,生活中不敢下手的,只能在文字里践行,留下水中月镜中花,等着亲缘认领。”
《长恨歌》的王琦瑶,《儿女风云录》的小瑟,两人都出自旧时代余绪。
到了《儿女风云录》,王安忆说,因为自己是女性,所以写《长恨歌》时容易找到心理根据,书写男性角色则需要推测,故《儿女风云录》理性的成分更多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描写到两个女性之间的幽微情感,但王安忆没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的女性关系,反倒认为它超出了现代女性主义观念,不只在女性处境中进行叙述,写的也不仅是女性和女性,更可能是自己和自己,或者历史和自己。在它生动具体的描写之下,又有一个强大的形式划定边界,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。
不敢尝试“四部曲”
王安忆自谦,可不敢尝试“四部曲”这样宏大结构的叙事。“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的作者,我猜想她大概也在这四部曲里消耗了大量的写作资源,这资源需要很多时间积蓄,这资源包括个人经验、社会材料、情感的强烈度,这些对于我都是匮乏的。所以只能精打细算,细水长流。”
埃莱娜·费兰特的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
从2011年开始,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速度,出版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——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《失踪的孩子》,掀起阅读风潮,并由美国和意大利影视公司合作推出影集。即便作品IP大火,费兰特依然坚持神秘身份,从不露面,仅少量接受书面采访。
一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.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在《儿女风云录》繁体版序言《上海最后的拉丁舞》中写道,《儿女风云录》乍看之下是个典型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故事,小说元素大可敷衍成一个“荡气回肠”的叙事,一个新世纪版的《长恨歌》,而且小说IP应该能够引起影视界兴趣,但作者志不在此。
王德威指出,全书仅15万字,有些章节如小瑟的美国经验,几乎全景式一扫而过,有些部分如上海舞厅文化又深入事物肌理,绵密浓郁,“一放一收之间,暗藏了她创作的态度。”
1991年,《联合早报》邀请中国作家与马来西亚作家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。左起为莫言、王安忆、朵拉、小黑、龙应台、阿盛、钟晓阳与朱天心。照片摄于粤海清庙。(档案照)
和新加坡素有渊源
王安忆和新加坡素有渊源。她原籍福建同安,父亲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,1940年离开南洋,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的说法,是“离散的新加坡人”,也是“中国归侨”。
1991年,王安忆初访新马参加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,也开启她的寻根旅程。其后多次来过新加坡,王安忆形容心情已经比较平静。
“最剧烈的心理戏剧,还是第一次,对我而言,它是带有原乡的意思,许多亲属从未谋面。现在一方面来往已是常态化,另一方面中国走出闭锁,对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了解,不像初始那么受震动。”
此次,王安忆将带着全新长篇小说《儿女风云录》再赴狮城。
(原文刊载于《联合早报》)
▲讲座预告 王安忆:《儿女风云录》,历史和我
主持:曾昭程(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)
7月2日(星期三)晚上7时30分 股票配资平台查询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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