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术冷知识
正在举办中的北京展览馆的“如是莫高”敦煌艺术大展上，盛唐第217窟的复刻洞窟前人头攒动。这座在敦煌本地属于限制开放的特窟，首次以复刻形式公诸于世。幽暗灯光下，壁画上菩萨的璎珞闪着石青与朱砂的光芒——这光芒曾同样照耀过八十余年前踏足此地的两位大师：张大千与常书鸿。一人为艺术寻源而来，又背负争议离去；一人为守护而生，将余生奉献给大漠风沙，开启了敦煌文物保护的新篇章。
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在1941年的春天迎来了一位“朝圣者”。张大千率弟子与家人，穿越战火与荒漠抵达敦煌。当提灯夜入洞窟的那一刻，他手中的油灯照亮了北朝的飞天与唐代的佛陀，也照亮了中国绘画被遗忘的源头。在给友人的信中，他惊叹这些丹青“简籍所不备，往哲所不闻”，是“绘事之神皋”。原定三个月的行程不断延长，最终在敦煌停留两年有余。
展开剩余79%张大千的敦煌岁月是一场艺术苦行。洞窟阴冷昏暗，临摹者需一手持油灯，一手执画笔，仰头描绘窟顶时不消片刻便头晕目眩。颜料是亲手研磨的矿物；画布是土法处理的粗布。他带领弟子们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：对莫高窟进行系统编号，总计309窟，此前法国人伯希和已对部分洞窟编号，张大千是 “首位全面编号的中国学者。当临摹作品在兰州首展时，276幅壁画摹本如一道惊雷，让内地艺术界首次目睹了敦煌的辉煌。
争议却如影随形。1943年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一封电报送达张大千手中：“中央各方，颇有烦言。敕转告张君大千，对于壁画，勿稍污损，免滋误会”。这封措辞委婉却暗含驱逐之意的电报，直指一场震动学术界的指控——1942年，历史学家向达赴敦煌考察，发现张大千团队在临摹时存在“剥离壁画”行为。他于 1943 年 1 月撰写《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、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，通过傅斯年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）转呈于右任。以学术报告形式对张大千正式弹劾，指责张大千为临摹下层早期壁画，故意剥离外层宋、西夏壁画，导致部分表层艺术永久损毁，并指责其“以洞窟为卧室，镇日关锁”，阻碍他人研究，傅斯年与李济二人联名致信监察院长于右任，痛斥张大千的行为是“对整个文化的无法补偿之损失”，要求教育部制止。对张大千的另一项指控是张大千在壁画上题写“蜀都张髯大千”等字，被批“唯我独尊”。向达以笔名“方回”在《大公报》发文，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，引发社会对张大千的声讨。教育部迫于舆论压力，要求甘肃省政府“查办”张大千，最终促成驱逐决策。
历史记载中，张大千团队的剥离争议主要涉及第 465 窟（西夏窟）、第 20 窟（盛唐窟） 等，其中第 20 窟的外层为宋画，底层为盛唐壁画。张大千偶然发现壁画下层隐约有色彩线条，经老喇嘛印证“画下有画”后，他做出一个充满争议的决定：临摹外层壁画后，剥去部分表层，露出底层的盛唐真迹。张大千对此的解释是“破壁”为研究断代：“剥落处，见内层隐约尚有画，因破败壁，遂复旧观”。支持者如谢稚柳认为：“既然外层已无貌可辨，为何不揭发内里菁华？”反对者则痛心于文物受损。这场争论至今未息，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桩公案。
当张大千在1943年春天黯然收拾行装时，已从法国回国的常书鸿在1943 年5月从重庆前往敦煌。命运的接力棒在这一刻完成交接。
常书鸿的人生本可截然不同。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高材生，作品被吉美博物馆收藏，法国艺术界预言他必将跻身“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”。然而1935年在塞纳河畔旧书摊邂逅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，让他毅然放弃锦绣前程。画册中伯希和拍摄的壁画照片让他震撼又屈辱：“这些被法国人掠走的国宝，我们中国人自己知道多少？”
初到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的是比艺术更严峻的生存：流沙掩洞、牧人放羊、窟中生火熏黑壁画。正当困顿时，一个身影骑马而来——张大千派儿子张心智专程迎接。当晚，张大千亲自下厨炒菜，常书鸿吃到了“自离开兰州以来最好的一顿饭”。这份温暖，成为常书鸿“无期徒刑”般的守护生涯中最初的慰藉。
据传张大千和常书鸿的告别充满江湖情谊。临行前他塞给常书鸿一个纸卷，叮嘱离开后再打开。纸卷展开竟是一幅莫高窟周边可食用蘑菇分布图，详细标注了采摘地点与数量。在“蔬菜贵如金”的荒漠中，这份秘密地图是生存的智慧，更是沉甸甸的托付——张大千将自己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悉数赠予，成为1944年1月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核心资料。1943年5月，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又给常书鸿留下一句话：“我们即将离去，你却要继续留在这里，投身于无尽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，这简直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。”
常书鸿真的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谶语。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，他担任研究所所长，带着妻儿在荒漠中扎下根来。生活残酷超乎想象：饮食只有“白面拌醋”，饮水需在日出前汲取以防化学反应。苦难接踵而至，妻子最终无法忍受而离去。到莫高窟后，常书鸿临摹的第一幅壁画，就是第254窟北魏壁画《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》，萨埵那太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勉励自己也勉励同仁——选择敦煌就是选择了牺牲。几十年的坚守，常书鸿成为世人皆知的“敦煌守护神”。
张大千虽身离敦煌，心却从未离开。他离开后赠予常书鸿的《明月清荷》，以敦煌莲花宝座为灵感，墨荷在淡绿晕染中如“舞蹈中的美女”，将壁画神韵融入笔端。这幅见证友谊之作在2015年匡时春拍亮相，十五平尺的巨幅间流淌着两位大师的精神对话。他在成都、重庆等地举办的敦煌临摹画展引发“敦煌旋风”，吸引无数青年对西北敦煌文化产生向往。
如今，当参观者的惊叹声在 “如是莫高” 展览的穹顶下回荡，那些跨越千年的壁画依然鲜亮生动如初。张大千当年以近乎偏执的狂热 “破壁”，在争议中撕开了敦煌艺术的神秘面纱，让蒙尘的文明瑰宝重见天日，其临摹作品成为叩开敦煌艺术大门的钥匙。而常书鸿则像一棵胡杨，深深扎根在敦煌的荒漠之中，用六十余载春秋抵御着风沙的侵蚀，守护着每一寸壁画，每一尊彩塑。他的坚持与奉献，如同永不熄灭的明灯，照亮了敦煌艺术的传承之路。
两位大师，一个以艺术探索者的姿态，让敦煌艺术更为大众熟知；一个以守护者的身份，默默坚守，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永续流传。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敦煌交汇，成为历年来守护敦煌文化的薪火相传者。这份对敦煌艺术的执着与热爱，穿越时空，感召着无数后来者。继常书鸿之后，段文杰临摹壁画近 400 幅，用画笔延续敦煌艺术的生命；樊锦诗扎根大漠五十余载，带领团队运用数字化技术让敦煌壁画 “永生”；还有无数年轻的学者、画师、文物修复师，他们从世界各地奔赴敦煌，在洞窟里、实验室中、研究案前，以各自的方式接力守护。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，让敦煌的光芒闪耀在人类文明的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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